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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生》）抽掉物的具体性，就是打破物的界限。

目前的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行政力量主导形成的，且人口规模巨大，经济、社会结构过于复杂，根本不可能建立市级层面的自治制度，而必须采取集中行政管理体制。一般均认为，广东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经济上，市场机制较多发挥作用。

而通过设立县辖市，可以吸纳外来人口融入本地，可以设立一个与人口规模相当的政府，支配相应的资源进行有效管理，提供充分的公共品，让外来人口从社会、从精神上融入本地，从而化解社会风险。归根到底，儒家的整体规划是致力于构建和维护合理秩序11，经济增长也不过是这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在这些地方，已经很难说存在真正意义的基层治理。在北方，缺乏社会的控制，官员具有更为强烈的国家忠诚，本身对制度植入没有太大反感。综合对比即可发现，钱塘江以南中国作为现代化最迅速的地区，最有条件率先改镇为县辖市。

然而，这些制度绝非传统，也是根本反儒家的。儒家也正形成、繁荣于这一线之东、中部。用大多数指标来衡量，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程度高于北方，而我们上面的分析表明，其根本原因与一般所论者相反：恰恰是因为，此处的儒家文化保存得比北方更为完好，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制度资源。

具体来说，决策者和学界应当承认过去三十年形成的经济的政治结构之现实，而采取合理的机制，激励基层政府推进其产业之升级。根据晚近以来儒家文化保存并且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中国可划分为三大地区：钱塘江以南中国，包括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也可包括皖南、江西等地。由此，在广东，基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比较明显的混合型治理架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发性社会组织内部的信用网络被民众很自然地转用为产业扩展网络。

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北方，尧、舜、禹之活动中心均在今晋东南。改革精神就是回归精神，这种精神是内生的，是由当地的文化、民情所决定的，官员的改革精神也来自于此。

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儒家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儒家价值和制度之复兴在钱塘江以南地区也比江南、更比北方强劲。而且，南迁的各个人群因为均由儒家士君子领导，故均会采取以儒家化提升组织化的生存策略。而且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其聪明优秀及在社会上稍有地位的，既不断因避难南迁。

由此而形成儒家式现代秩序——尽管这些秩序现在并不完全成熟。由于这种违法性合谋行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的公有化和集中化的程度相对较低。也就是说，广东官员对地方实情有更多体认，因而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有一定灵活性。而北京所说的地方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北京发布的统一政策之保留。

事实上，儒家所塑造的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实行私人产权制度，经济活动也是以市场方式组织的。也因此，1978年之后，正是福建晋江地区、广东潮汕地区，以及浙江温州、台州地区成为私人经济率先活跃之地。

在90年代初关于亚洲模式、儒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中，人们论证了儒家价值有助于经济增长，本文则愿意指出，需要从组织和秩序的角度理解儒家推动经济增长之用。而这些财富反过来也支持了社会秩序，而不是撕裂社会。

党—国体制自上而下系统实施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与中国既有的制度几乎完全相反：废除人们习惯的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但是，基层社会存在着一批绅士，他们享有文化、社会权威，彼此之间也保持密切联系，就当地共同的公共事务协商、审议。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在这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而这种体认，源于广东强大的既有社会组织体系及其对官员的控制。这个网络为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社会组织之维系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很快，这种支持就要显示出其巨大价值。这些地区确实做到了藏富于民，而且，财富在民众之间的分布也比较均匀。

由此，基层社会已存在的种种自发性社会组织可被整合进一个现代治理架构中，从而较为平顺地完成其基层治理之新生转进13。因此，到广东之初，他们的政策主张通常比较强硬。

不过，不同地方的变化程度不等：在北方，由于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本来就不存在基层精英，国家权力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为此，广东精英群体在思考广东未来时，首先需要克服急功近利心态。

因为，在这些地方，礼俗最为健全，且有较为完整的执行机制，这个机制之组织依托就是我们上面反复谈及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比如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江南地区，也即长江下游地区。

广东的基层工业化造成了广东的基层城镇化，大量村、镇已经具有小城市甚至中等城市的经济、社会规模。这类组织不仅仅是家族、宗族之类血缘性的，还包括种类繁多的非血缘性组织，比如授徒、书院之类的士人社团，乡约之类的地域性社区共同体，民间宗教组织，水约之类的经济互助组织。在北方，由于自发性社会组织体系只在很小程度上恢复，这两个机构得以大体上保持着垄断地位。在广东，这两个机构却不得不与大体上复归的基层自发性社会组织共处，共同治理村庄。

陈寅恪先生分析，汉末大乱，江淮地域具有较高文化之士族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③这些人在吴中，也即后世之江南长期经营，拥有深厚根基。西晋灭亡，以王导为代表、原来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

由此，基层官员群体虽然身为国家官员，其心智却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倾向。安史乱后，中国国力日见南移，则北方受外祸亦益烈。

这样，当面临在宏大的国家目标与基层社会价值间之抉择，他们的行动就不像北方官员那样坚决地倒向国家，而会在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时候，基层社会还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着。这些战乱推动了人口向南大迁移。

基层民众以主体身份，相当广泛地参与了城镇化过程。而由此向更南的文明扩展似乎更多是被动的，也即起因于战乱，这包括汉末三国、晋末之乱、五胡乱华，以及唐末、五代大乱，随后则是宋室南迁与蒙元征服。【内容提要】广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较多的市场机制、社会自治、改革精神。构想广东之未来必须具有这样的视野，必须具有面向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文化与文明自觉和责任感。

⑦而浙江南部地区则缺乏这一因素，因而其传统复归的程度似乎不及广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至关重要的命题：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地方，私人产权保护必然最为完善，市场秩序必然最为健全。

现在看来，这样的违法性合谋行为就是改革精神的一种呈现。这一点，在潮汕与客家民系的竞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在南方的繁荣，不仅仅因为北方儒家之迁入，也因为，这里形成了儒家文化内生地深化、扩展之机制。废除人民习惯的市场机制，建立官员主导的命令体制。